我一直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在那样一个诸侯林立，百家云集的时代，朝秦暮楚，楚才晋用那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丝毫不受道德上的束缚和法令上的打击，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时代里，竟还有一位殚精竭虑，九死不悔立志要“存君兴国”的屈原，真是件值得可悲可泣的事情。无疑，如若屈原真的存在，那么他也算战国时代甚至以后千百年来最特立独行的人了。

然而，屈原的这种“特立独行”没有使他具备独立地自由的文化人格，恰恰相反，他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一个“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昏聩无能，忠奸不明的楚怀王，从此走上了甘为人臣的一生，也最终以他那高贵的品质，不朽的人格踏上了一条屡受排挤，备受孤独，葬身汨罗的不归之路。

这起悲剧的始作俑者无疑是那个君昏臣奸，政治黑暗的朝廷，但在朝为臣的屈原对自己的死就没有责任吗？换句话说，死亡就真是他在没有实现自己美好的政治理想后的唯一出路吗？既然选择在朝为臣，就应该明晓为臣之道，而屈原不懂，他既是位能臣，也是位净臣，同时还是位有崇高节操的理想主义者，锋芒毕露，才华尽展，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阿谀奉承，而且也无半分“伴君如伴虎”的谨小慎微之心机，与同朝幕僚搞好关系而拉帮结派之举动，他那正直与坚韧的品格，已经到了许多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骂奸臣，“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而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斥昏君，“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而对于自己，则要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样一个敢于直言犯上，得罪群僚，自身又“志絜行廉”的人，别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的人际关系如此复杂的名利场上，也是很难立足的，结果，处处受排挤，刻刻受打击，“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除了弄了个流芳千古的好名声之外，什么实际利益也没得到。

屈原既已遭贬流放，而且他一直竭力效忠着的那个楚怀王终因没听他的劝告弄了个客死他乡的下场，按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应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才对，“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样简单的道理对作为士大夫的他来讲，应该是明白的啊，怎么会独自跑到汨罗江边，写下了感动千古的《怀沙》后，就投江自尽，结束了他那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呢？

对于屈原选择死亡，我想简单谈下我的想法，这可能与他的身份有关，屈原是贵族，与楚国王室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这个贵族地位又不怎么显赫，刚好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这样的一种身份，使他既不能位高权重。又不能分身事外，只能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去报效朝廷。再加上屈原是诗人，诗人是特别重感情的，以致到了后来，楚国衰落，大势已去时，他既没有选择像孔子那样地周游列国，也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地隐居山野，感情的堡垒始终将他禁锢着，让他进退两难，让他手足无措，让他难过，悲愤，以致绝望，于是，他写道：“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凤凰被关进笼子里啊，鸡和野雉却在那里飞跳。美玉和粗石被掺杂在一起啊，竟有人认为二者也差不了多少。那些帮派小人卑鄙嫉妒啊，全然不了解我的高尚情操。）这是一种无声的呐喊，也是一种伟大的孤独，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保持着自己的贞操，就像一个败落的大家族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年迈的长者，誓死守卫着自家门前的一堆断壁残垣，破砖烂瓦，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结束了自己忧愁哀苦的一生。

屈原的死让贾谊叹息过：“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司马迁埋怨过：“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也让后世无数个正直善良的人民敬仰过，他的事迹也被屡屡创作成一部部文艺作品，来激励人们的爱国情操，昂扬人们的不朽斗志，比如最著名的郭沫若的《屈原》就是。

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商品时代，屈原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屈原的那种忠贞爱国（对于现代的小老百姓而言，范围可以缩小些：和睦家庭，爱岗敬业）确实应该大力提倡的，至于他的那种九死不悔，以身殉国，表明贞操的做法则是不宜提倡的，在现代社会，如果在一个单位到了自身才华难以施展的地步，大可以选择立即跳槽，重谋新路，不用在一颗树上吊死，各位说，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