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你能想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娱乐生活吗？恐怕就是发挥你的超级“发散思维”也想不到那时简陋、少得可怜还要紧跟政治形势的所谓“文艺”活动。

我的中小学是在"文革"时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时期用于广场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等语录歌为伴唱，其余的表演形式有“独唱”、“三句半”、“快板”、“集体舞”、“朗诵”等等。那个年代，可没有手机、电视、“卡拉OK”，甚至电也没有，电影一年难得放几回，学校把有文艺表演基础的同学组织成宣传队到各生产队去表演，就是这“幼稚”的表演也引得婆婆佬佬、大嗲大娘驻足观看，围个水泄不通。

凤凰山茶场把这种深深烙上时代印记的“文艺”活动推上高潮并达到最高水准的应该说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任海平先生。

任海平先生是学果木的林校毕业中专生，1962年随长沙知青下放到湘阴杨林寨农场，后移民到茶场三队，因茶场三队有桃、李、梨、太平果、板栗等水果林木，算得上专业对口。

我娭毑和满叔住三队，满叔与任先生要好，我因经常看娭毑的缘故，时常看到任先生。他黝黑的面容，络腮胡子，中等身材，一口长沙口音，善谈。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山村，来自省城长沙的知青自然眼界开阔很多，当他说起山村外的事情来，总是有人驻足倾听，有时还会露出惊诧、羡慕、怀疑的目光。

真正近距离见识到任先生个性和风采的是我在茶场中学读高中后。

1976年下半年，全场大办高中，我们茶场一个初中班也升到了高中，从场部调来了教数学的傅刚石老师，教语文的汤蔚安老师，物理、化学等课程没有人教，后来把任先生调来教化学。那时化学课内容少，难度不大，当然任先生中专毕业故也勉为其难。印象最深的是讲到植物栽培学派，苏联的“米丘林"，德国的"莫尔根”学派，苏联的“米丘林”重视"外因"的培养，而“莫尔根”学说重视“内因”的变异，“内因”起主导作用，也符合毛主席的“内因”“外因”说，他讲到茶场三队的梨子品种，有“矮杆太白”、“高杆太白”、“明月梨”、“矮杆太白”引进的日本品种，皮青薄，肉白甜，糖分高，一咬水泱泱的，“明月梨”个大，皮厚，甜度不及“太白”。“稼接”是“莫尔根”的基因变异学说，耕作施肥、打农药是“米丘林”的外因学说。

教我们语文的汤蔚安老师，任先生很佩服，两人结为好友，无话不谈，一时不知什么缘由，汤老师要他练字，任先生练起了毛笔字，课余之外，他总是把学校过时的报纸拿来练习，颜体字也写得象模象样。任先生不爱打扮，平时不修边幅，这一“练字”爱好，经常是衣服上、手上沾满墨汁，他一经过，有时还会散发出淡淡“墨香”。

当时我们茶场学校有一架脚风琴，还有一部其它学校少有“手风琴”，拉琴出色的老师应该是吴作纯和喻永明，一次任先生与茶厂的同事及其它老师聚在一起，他引吭高歌，唱上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面胡松华唱的《赞歌》，这可有一点难度，特别是那高音区，任先生唱得很准，虽然是满脸通红，青筋暴出，但效果出奇的好，引得老师、学生一片掌声，也让人们领教了他那“文艺血泡”。

1973～1976年，农场每年要组织各分场文艺宣传队到场部进行文艺会演，任先生当上了茶场文艺宣传队的“大导演”了，他编导了“采茶舞”，自编自导了相声“绘新图”，下乡知青易继辉和刘扩军的表演至今也难以忘怀。我们高中同学杨建文独唱《挑担茶叶上北京》，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当年茶场文艺宣传队全场获奖11个节目，拿了6个，集体得了一个全场第一。回来后，宣传队到每一个生产队去表演，那《采茶舞》惟妙惟肖的采茶动作、易继辉的北方式"小平头"、施庭芳的《扬鞭催马运粮忙》那悠扬激越的笛声成了后来人们的谈资。

一晃几十年了，任先生回长沙后，很少联系，听说他后来在长沙一家商店做得风生水起，单位、个人年年先进。最近一次通电话，我想把他的经历写一写，他总是婉言谢绝，认为在农场贡献不大，可他在茶场和我们一起走过的艰苦岁月、为我们打开外部世界那扇窗、为凤凰山带来的欢声笑语、他的善谈、真挚、执着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作者 周应明）